瑞士人发起这次公投并不算严肃，更主要的目的是宣传“UBI”（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一理念
“每月向民众发薪2500瑞郎（约人民币1.6万元）”，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想法——尽管以瑞士的物价水平，2500瑞郎只是“刚好够生活”的水准，但考虑政策针对人群的普遍性，这依然是一个保障水平高得惊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计划一年所需要的开支要超过如今瑞士政府一年收入的数倍。
天上不会自动掉钱，如果要执行这一政策，自然需要“劫富济贫”，中高收入者必然要增加负担。这种带有“极左”色彩的分配方式，让国内网友很容易想起“全民养懒汉”，认为不仅穷人会变懒，有更好工作技能的富裕人群也会丧失劳动积极性，更有人联想起“通往奴役之路”的说法，认为这种乌托邦想法反而容易给社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
不过对于身为福利国家的瑞士，人们否决这一想法的理由偏实际层面，一是认为对现行财政税收体系冲击过大，二是无法应付的移民问题。对于打击“工作积极性”的说法，政府并没有推及到所有人，而主要是认为那些以兼职为生的人会减少工作。
瑞士推动者通过全民公投这一形式，让“全民发钱”想法得到更多关注
推动这一“全民发钱”的人也没有为这次公投未通过而感到沮丧。在推动者看来，这次公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瑞士发起全民公投比较便利（全国10万人签名即可发起）这一条件，宣传“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一理念。推动者认为，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发现这种想法在年轻人中非常有市场，他们相信将来会有更可行的方案得到真正的推行。
事实上，同为知名福利国家的芬兰，目前已经打算推行一个“低配版本”的“全民发钱”政策。 芬兰政府拟从今年11月起，给部分居民发放 800 欧元，以取代现有各项福利。该项目将是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实施的有关基本收入计划最为严格的测试项目。芬兰政府已经设立了200亿欧元以支持该试点项目就各种模式开展研究，包括一份完整的基本收入计划，它将取代大多数的、经过经济情况调查后而发放的福利项目（部分基本收入计划）以及负所得税措施（即人们能挣得更多收入时，其所获福利将会减少）。
“无条件基本收入”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思潮，而且得到许多左派和右派学者的共同拥护
“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这一想法除了在欧洲福利国家形成气候以外，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荷兰、加拿大、乌干达、肯尼亚、印度以及美国的硅谷，都已经有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发布了相关计划，新西兰、英国、法国、纳米比亚甚至已经存在规模不一的各种实验。
这一想法也并不是几个乌托邦空想者拍脑袋就发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就有许多人支持有关想法，名单包括詹姆斯·托宾、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F.A.哈耶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等等，去年得奖的安格斯·迪顿也在其列。
一些网友可能会注意到，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既有偏向左派色彩的凯恩斯主义学者，也有偏向右派色彩的自由市场主义学者。是的，很多偏右的保守主义人士也认可“全民发钱”这一政策。前面提到的芬兰目前就是中右翼政府执政。美国右翼评论家领袖查尔斯·默里在多年前就发起了“最低保障收入”的倡议，认为“政府应该向每个人每年无条件发一万美元”。
偏右的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196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可以算是“UBI”的一个早期版本
左派学者支持“劫富济贫”，这很好理解，因为他们一向更重视公平，重视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右派学者又是什么想法呢？答案有两方面。一是在当今时代，福利政策本身就是免不掉的，如美国联邦政府至少有超过79项的福利支出——包括食品券、家庭资助计划等等，在支持“小政府”的右派学者看来，与其花费太多精力和费用去甄别哪些人符合某项福利政策，还不如干脆让所有人每月拿笔大的，能省下政府运营的费用。二是相信这种做法能够让人们变得更加“自由”，从“被迫”、“被奴役”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做想做的事，这样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这一想法更重要的目的是应对机器对人类带来的挑战
对于“UBI”理念的多数倡导者，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这样的左派经济学家，支持这一理念的更重要目的，还是希望这种想法能够应付一种趋势——“技术进步使得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趋势的苗头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见，几年前牛津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处于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危险之中；另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则指出新技术对现有工作岗位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甚至一些目前看起来颇有技术含量的岗位，可能很快也会被机器所取代。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今年3月人工智能击败围棋世界冠军，就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机器的无限可能性。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0年，预计将有约710万人失业，2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未来五年受到影响的人数达500万人。看起来，技术进步的短期影响就非常惊人，长期影响恐怕更是人类难以预料的。
支持“基本收入”政策的瑞士人打扮成机器人游行，警示机器会让人类失业
技术进步导致大范围失业，失业必然导致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而自几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揭示了财富、资本越来越集中的事实后，西方学界对不平等现象本来就非常关心。在技术进步不能增加平等、反而增加不平等的时候，“无条件基本收入”就被许多人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在很多人学者看来，失业问题长期来说只会越来越严重，工作和岗位迟早不够由人来分，到时候“无条件基本收入”将是唯一选择。
从已有的实验来看，实行“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全民养懒汉”并不必然会发生，反而有不少好处
在“UBI”理念提倡者、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前主席、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里士满中心Ronald O. Perelman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安迪·斯坦恩（Andy Stern）看来，“全民发钱”并不必然会导致人们工作动机和热情降低，从而导致“养懒汉”，关键就在于这一理念只会覆盖每个人的“基本收入”，但人是不会满足于基本收入的，因此仍然会继续工作。
斯坦恩在其著作中提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小镇Dauphin曾经成为这一重大试点政策——最低收入政策的首个尝试者。“该政策旨在确定最低收入保障是否会成为阻碍人们工作的诱因。在为期五年的试点中，只发现2组人群的工作时间减少：青少年（因为他们没有供养家庭的压力）和初为人母的妇女（因为她们想有更多的时间陪护孩子）”。
这一政策一如意料地消灭了贫困，而且还有其余的好处——“出乎意料的是，住院率，尤其是与精神健康和意外事故和伤害有关的入院率在下降。高中毕业率在上升，这表明如果一个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实施，可能会在社区层面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成果。”可惜的是，这一实验范围太小，而且后来的保守派执政党对实验不感兴趣，终止了项目。
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实行的“基本收入”计划受到不少好评
在贫困地区，“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依然也行得通。斯坦恩的著作中也举了个例子——2008和2009年，在纳米比亚的贫困地区Otjivero-Omitara进行了基本收入的试点项目，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出现了创业的增长，这一点尤为明显：居民的平均收入得到了增长，超过基本收入的39%，许多接受基本收入的人都能够创办自己的小企业，比如面包烘焙、制砖和服装缝制等。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增强了家庭购买力，从而为这些商品创造了本地市场。另外，还产生了其他一些效果：基本收入降低了女性对男性的生存依赖，从而使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从必须从事性交易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将使艾滋病毒呈阳性的居民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前往戈巴比斯镇去获得他们所需的药品。被确认为体重不足的儿童数量从42%下降至10%。辍学率下降了40%，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父母能够有更多的钱来支付学费和校服。家庭负债在降低，储蓄增加，牲畜和家禽饲养量也在增加。最后，并没有出现预计的酗酒现象的增多，部分原因是社区委员会与当地的小酒吧业主达成协议，在政府每月发放补助的当天不出售含酒精饮料。
“全民发钱”这一理念最根本的想法是，在这个物质财富极为充分的年代，人们就应该“得到解放”
在一些“UBI”理念的倡导者看来，“全民发钱”这一想法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人类社会的形态。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说人们从事的工作很多都是没有真实目的，只为了填满时间拿薪水，英国市调公司 YouGov 调查发现 37% 的英国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如果有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向提供人们财务自由，可让人们追求更有用与值得的工作。
也许会有人说，追求更好的工作与更自由的生活，应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对于一个整体的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博士，成为社会精英。通过一个好的社会政策，让更多人能够“解放”出来，是值得尝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