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

朱一发是我刚到北京时的合租室友，是我见过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一。他具备一种能力——把无聊的事变得有趣，而我和他相反，擅长把有趣的事变得无聊。机缘巧合，我们成了朋友。

朱一发的网络签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这句话让我在未曾谋面时就断定他是奇葩一枚。第一次见面是在合租的房子里，他十足的“屌丝”相，递了张名片给我，我顺口就念了出来：“来一发！”

“不是来一发，是朱一发。”

“你这名字跟埃及前住房部长马格拉比有一拼，让有知识的人一不小心就念错。”

当时朱一发正在学车，每次去驾校前他都拎一听啤酒。他说在驾校不会有交警查，要趁机体验酒驾的感觉。他喜欢跑到高档商场看衣服，和售货员漫天砍价，砍完就走，从来不买。我说他有病。他说这不叫病，叫沟通力。

— 贰 —

朱一发和我去超市，路上碰到一个衣着干净、打扮光鲜的小姑娘，她说自己是外地来的，钱包被偷了，让我给她买点吃的。这种骗子我见得多了，直接无视。

走出十几米，朱一发说：“干吗不和她聊聊？”

我说：“你看不出来她是骗子？”

“能看出来还怕被骗？”

“我不想耽误时间。”

“你日理万机吗？”

“不是。”

“那何不聊聊呢？”

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转身返回。又见小姑娘，朱一发迎了上去。

小姑娘说：“好心人，帮帮我吧。”

朱一发问：“你是学生吗？”

“是的，大四，准备考研呢。”

“那我问你，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小姑娘摇摇头，一脸茫然。

“知道任汝芬是谁吗？”

小姑娘急了：“不帮忙就算了，用得着这样欺负人吗？”

朱一发笑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肯德基。”

我和朱一发面面相觑，他冲我递了个无辜的眼神。

“妹子，你看我们这身打扮像吃得起肯德基的人吗？我们只吃得起方便面。”

“那你给我几块钱，我自己买吧。”

“你不会是骗子吧？”

“我有身份证，还有学生证，你看。”

小姑娘掏出证件。学生证是人大的，5块钱的那种。

“哎哟，原来是师妹。”朱一发也掏出自己办的人大学生证，又指指我，“他也是人大的。把证拿出来给师妹瞧瞧。”

我从书包里翻出北外的学生证。

“他不是说你也是人大的吗？”

“对，我是人大的，但我出门一般带这个证，这个证比人大的值钱。人大的5块，这个10块。”

小姑娘反应过来，脸上挂不住了。

朱一发生气地冲我说：“去去去，别欺负人家。”然后真的带小姑娘去吃肯德基。

吃完，小姑娘明白被我们识破了身份，也不再提额外的要求，千恩万谢地告辞。

走了几步，朱一发叫住她：“妹子，你还年轻，别耽误了。”

小姑娘愣住，眼圈登时就红了。

两年后的今天，我才学会“人艰不拆”这个词，回想起来，朱一发那时已经做到了。他比我高明的地方只有这么一点，可单单这么一点就是不小的距离。

— 叁 —

有次去ATM（自动取款机）取钱，要穿过的小区正在施工。

我说：“好像过不去，从外面绕吧。”

朱一发说：“正因如此，更要试试。”

往前走了300米，路当中横着一块大牌子，上书4个大字“此路不通”朱一发说：“挺好的，锻炼身体嘛。”

我们绕回去，到了ATM前，插卡进去，发现机子里没钱了。我懊丧地朝朱一发摊了摊手。朱一发说别急，然后走到ATM前，把大脸贴到摄像头上，清了清嗓子，吼道：“没钱开什么银行啊！”

我没有笑，真的没有笑。我觉得朱一发这个人有点特别。

我碰见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直接略过，就像下棋时别人来个当头炮，我想都不想，直接跳马。在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把90％以上的事件打包安装在脑子里，下次再碰到类似事件时，不用分析，大脑可以直接凭记忆做出反应。

朱一发的大脑里没有这种程式化的思维。

当我看到他冲ATM吼的时候就理解了，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款游戏，永不通关又趣味盎然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有几条命。他冲ATM吼的时候一脸严肃，吼完回头就哈哈大笑。他切换得很精准，手起刀落，毫不拖泥带水。

— 肆 —

我们合租了将近一年。租期满了，搬家前一天，朱一发辞职了。他说新居离单位太远，睡不了懒觉，索性辞了。

这当然是扯淡。

我第一次听说他单位的时候眼睛都直了，那单位给我的印象是每年只在数得着的几所高校招数得着的几个人，能进去的都是牛人，在我看来，朱一发显然不在此列。看来朱一发的水平比我想象的要高。这么说显得我阅人水平有点低，那就换个表达：看来朱一发的水平比他长相显示的要高。

既然他有本事进这单位又有本事出来，对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有清晰的考虑。不过，他用这么扯淡的解释来敷衍，大概是不愿透露，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我们在小区里的烧烤摊要了些烤串和啤酒。随着地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我们的谈兴也越来越浓。朱一发跟我聊起了小时候：“那会儿骑单车上下学，我骑得快，常常看见前面有个同学，一起走吧，没话说，超过去吧，又怕人家嫌我不礼貌，只好放慢车速，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还怕他回头。”

“多大的事儿，打个招呼自己先走呗。”

“对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你可能无法想象，一个内向的人在面对许多很简单的问题时有多么手足无措。我以前买东西从来不会讲价，去KTV从来不唱歌，见了陌生人浑身别扭……”

“这些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吧。”我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把这些当成问题，因为其中一半以上我也有，我丝毫不觉得它们影响了我的生活。

“单独拎出来都不算问题，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看，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挫折和失败，追根究底，正是来源于这种性格。在平时它无关紧要，关键时候，就会变成致命的弱点。我去和陌生人聊天，去商场和人砍价，去故意找些事情与人交流，无非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不是说这种性格不好，而是我需要让自己的性格更有张力。”

“发哥，矫情了。”酒喝多了，我有点晕。我们在一起聊，不正经才是正常，正经就是矫情了。

“这其实是个需求和细节的取舍问题。比如一场考试，满分是100分，你有一道题不会，丢了20分，别的都会，加一起也丢了2分，考了78分。如果给你一次重考的机会，你是想先把这20分补回来，还是先补那2分？”

“当然是20分。”

“我是做产品的，我的产品比同事做得都漂亮。其实我们刚出模型的时候，大家都是78分上下，可他们几乎所有人的修改都只盯着细节。要知道，这时候没有人知道满分是多少，但每个人都知道细节上有2分的改进余地，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满分就是80分。他们从第一遍改到第十遍，每一遍都是在细节上翻来覆去。他们不知道，只要在需求上动一下刀斧，就可以轻松逼近98分。”

“为什么他们不动需求呢？”

“一个需求问题可以派生出一万个细节问题。绝大多数人宁愿动一万次小刀都不肯动一次大刀，一是因为动大刀要冒着全盘推翻的危险，二是因为他不知道动大刀该从哪里下手。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不断改进是动小刀，改变方向是动大刀，但很多人找不出最优的方向在哪儿。”

这场谈话让我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 伍 —

那次谈话后我和朱一发就没有再聊过。我们虽然都有对方的电话和QQ，但我的QQ永远是隐身状态，他好像也是。我没有在节日发祝福短信的习惯，他也没有。我以为他就如我人生里出现过的很多人一样，从此不会再见了。

一个月前，朋友老陈从深圳来北京出差，我们约在紫竹桥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我竟然在那里碰见了朱一发。

我和老陈聊完，老陈要打车回酒店，朱一发说：“干脆我顺道送送这位大哥得了。”

车在三环上疾驰。前方红灯亮起，车速丝毫没有减慢的趋势。我转头看，朱一发的表情如木偶，似乎根本没看见红灯。我陡然想到他两年没更新的签名，联想到他今天独自呆坐在咖啡厅，心里大惊，一个念头瞬间在脑子里闪过：这家伙不会有什么心事想不开吧？

就在此时，一个刹车，车子稳稳当当在白线后停下，车身并没有怎么晃。

老陈下车后，车转入长安街，渐渐出了四环，周围的车比刚才少了好多，这时车速居然慢了下来，毫不显眼地跟在其他车屁股后面。

我奇怪地问：“怎么不飙了？”

朱一发说：“一快之后，必有九慢。”

我说：“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吗？”

“那只是打个比方。很多事情你也许做不到，但一定要去想。”

我回味着朱一发的这句话。一年未见，我对他的境况毫无了解，也不便贸然搭话，更不能像当初那样一句一个“二货”地叫他了。

沉默了半晌，朱一发开口了，不知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己感慨：“你看这世界如此奇伟，大厦如此高峻，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都是在心里闯过无数次红灯的人。”

我正要为这句话鼓掌叫好，朱一发又加了一句：“可是，即便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要遵从万物运行的法则。”

他几乎每次都会让我感到意外，这次也不例外。

— 陆 —

我说要去单位顶楼的健身房，朱一发把我送到了单位门口。

车停下，我说：“你先别走，我想在顶楼给你拍个鸟瞰照。”

我冲进大楼，按下电梯，徐徐升至17层。我跑进健身房，推开窗户，探出身子往下看。街道像铅笔盒那么窄，朱一发的车像蚂蚁，而他就是蚂蚁的眼睛。

拍完照，朱一发的车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慢慢消失在迷离的夜色中。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路旁华灯盏盏，温柔的光芒镶嵌在这座城市的大地上。矗立的楼宇巍峨高峻，秩序井然。远处的工地上，冰冷的摩天机械伸起它的庞然铁臂。

我原以为朱一发是另类，在人群中少之又少。直到此刻才恍然大悟，在这座城市里有着无数个朱一发，这庞大而井然的气象就是明证。

一个人如果无从理解别人的想法，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